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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贻芳建议，可以先选取几家中央直属基础研究科研单位进行试点，依照其过去获得的竞争经费，按大约10%比例增加额外的稳定支持经费，“既能维持现有体系大体不变，也可以部分克服过度竞争的弊端，这种差异化的支持方式将带来新的效益。”他解释。庄辞也认为，改革应从小切口开始，逐步推广。她认为，科技部正在部署的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是一个很好的“切口”。
在某种程度上，这应该算是对英国过去一段时间涉华激进路线的一种纠偏，也是想重回英国的平衡外交传统。据称，克莱弗利还将制定一个英国版的“对华三分法”，即在重要领域“限制中国”；加强与“印太”盟友的关系；与中国直接接触以促进稳定关系。有分析认为，在英国政界对华敌意浓厚的氛围下，前两者更多是出于“政治正确”，以避免政敌的攻击，而第三点，也就是加强对华接触，才是克莱弗利最想表达的。
对于已满23岁（相当于人类的80多岁）的“丫丫”而言，归国后的它将面临许多挑战，需要适应新的气候和时区，慢慢缓解对于陌生地方的紧张感。
在他看来，真正的基础研究，多数是以稳定经费、严格评估这种方式推动。稳定支持前提下，一个科研管理系统如果缺乏完善内部评估体制，没有淘汰，很快就会陷入“养懒人”“吃大锅饭”的泥淖，每五年进行的一次严格小同行评估可以从制度上杜绝这点。“坦率说，专业的基础研究机构是不能养人的，每个科研人员一定都像运动员一样参与残酷的全球竞争。”
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中指出，师存武等人身为重要岗位“一把手”，在党的二十大刚刚胜利闭幕，青海省委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、举办学习培训班期间，带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聚餐饮酒，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，是罔顾中央三令五申顶风违纪的典型。
穆荣平认为，科研资助模式应该是一个“喇叭口形”，在“入口”处，应尽可能资助数量足够多的高风险、探索型小项目。随着对某个科学问题的认知越来越清晰，逐步聚焦到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，资助项目数量逐步减少和资助强度同步提升。当研究开发聚焦到重大应用目标并有相当积累时，需要更加系统性、高强度资助，此时科技领军企业实质性参与至关重要。越往后端越聚焦，企业参与积极性越高，到“出口”处，企业自身就有动力出钱资助，不需要政府资助。